□ 郑振强

同治十年（1871）八月，陕甘总督左宗棠经由静宁、会宁移驻安定，驻扎西营盘（今玉湖公园）。第二年七月，由安定拔营入驻兰州。在安定的近一年时间里，他除了指挥平定战乱，还筑路架桥、恢复生产、发展文教，其惠政遗泽至今为人称道。鲜为人知的是，左宗棠在安定县期间，还曾刊刻《学治要言》一书。

2009年出版的《左宗棠全集》收录了《札甘肃藩司发<学治要言>》一文，左宗棠在该文中解释了他刊刻《学治要言》的原因，现将部分翻译如下：

我在处理军务之余，搜集前人著作中有关吏治的论述，编成一书，题为《学治要言》，并刊印成册，分发给同僚。我自愧德行浅薄、才能有限，不敢与先贤相比，只希望诸位志同道合的君子能仔细研读此书，有所收获。若能将书中道理运用于谋划政事，付诸实践，岂止是陕西、甘肃的百姓能蒙受恩惠？善行积累，必得福报，能为百姓造福的人，自己也必得福泽，就连我这样才德不足的人，或许也能借此减少过失。今后因公务会面时，我们可以就此书内容互相探讨，以求正确理解，切莫将其视为寻常读物草草对待。

由此可知，左宗棠给官员编发《学治要言》，是为了整顿吏治，给官员提供为官的借鉴，希望他们能够“玩索是编而有得焉”。

2024年初，笔者购得《学治要言》一册，刻工好，但纸质粗糙，絮化、粉化严重，保存状况极差。笔者请专业人员修复后，始能正常翻阅。翻阅原书可知，该书共选录了陈宏谋、于成龙等名宦十八篇专讲吏治的文章，主要包括为官须爱民、为官须清廉、为官须勤于治事、为官须慎于用人、为官须熟悉国家法律等方面的内容。

大多数研究者认为《学治要言》刊刻于兰州，这种说法是不准确的。秦翰才《左文襄公在西北》载：“文襄公刻书，似乎还有一个流动的组织，随着文襄公走。譬如他所编《学治要言》一书，原版于同治十一年正月在安定行营开雕。”秦翰才是较早研究左宗棠的学者，他很可能见过该书，故有此记载。更为有力的证据是国家图书馆藏有《学治要言》，此书的相关信息是“出版于清同治十一年，出版地点是安定营次”，这个信息可能是根据原书的牌记登记的，是该书原版刊刻于安定县的明证。笔者购买的这册《学治要言》破损严重，牌记页被撕毁，十分可惜。但它仍然是左宗棠经略西北，惠泽陕甘的见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