人人都可以写散文，但写出优秀的散文着实不易。文坛素有“散文易学而难工”的感叹。

散文是“真”与“情”、“诗”与“人”的艺术。所谓“真”，即真事、真人、真情；所谓“情”，即真情、深情、浓情。散文亦是“诗”与“人”的艺术，无诗，散文便失却了美、厚、醇的韵味；无人，散文便少了气质与风骨。杨有年的散文，便蕴含了这些散文的核心元素。

《走出鬼谷》是杨有年73岁时，对自己创作文学作品的一次编纂与总结。这部作品集，是岁月在其如霜白发上的积淀，是文字在陇中大地上的诗化与情味的凝结。

《走出鬼谷》分为散文、短篇小说、中篇小说三卷。其中，散文卷共收录七十篇散文。这七十篇散文，以写景、记物、怀人为主。写景，描绘的是陇中大地与天空之景——大山、村庄、小路、云雾、明月、水窖；记物，记录的是陇中大地上的动植物——毛驴、狐、猫、蕨菜、梨花、榆树、沙棘、白刺、丹满花；怀人之作，则写的是那些已故去的人，坟中父亲的音容与风骨跃然纸上，还有以平常视角写出的卖线人、桥畔老人、边缘人……写亲人之情，或相遇之人，或深情，或幽情，深情者令人涕泪，幽情者使人怅然。

真实的物象，在匠心中流露出真意；真实的人物，在文字中形影如刻；真实的性情，在文字中坦荡而出。一切真，通过诗的过滤，将淡淡的幽情、厚重的深情、热烈的爱情，浸润在所见、所爱的事物上，将自己的追求、性情写到了陇中的山川地域与麦田上。山娃长成山人，山人有着诗眼与诗心。

于是，杨有年的散文便呈现出了独特的形貌：俯首低眉之间，可见一草一花的温度；仰首而望之间，可见故乡历尽劫难的圆月；横眼看过，说着陇中的诗人；思绪乱飞之际，是人生梦想的成长史；借物喻人，平凡中见伟大；借物道事，说不尽历史的沧桑；在底层人的身上，写着平凡中的高贵与真实；在回忆逝者的波涛中，滴着血的温度。

这些可圈可点的文字，给读者带来了不小的惊喜。

在众多散文中，我尤爱那些描绘故乡山川纹路的文字，生动活泼，简洁有力，诗与情如酒一般注入文字。文字过滤而出，化为山泉，汩汩流淌。

这些文字，大多是诗，是平凡、干净而朴素的诗。这些诗化的文字，是诗人、农村与文景合一的诗心吟唱。这些散文，不讴歌苦难，不伪化现实，只是以平常之心赞美生存土地上的一切。因为有情有爱，人与大地和大地上有缘的景物都融为一体。

明月，是中国文化的意象，是诗的意象，也是故乡的意象。写月，亦是杨有年所擅长：《西部人家》中的明月，慈母般关怀着山村的一切，这月洁净而无尘；《望月》一文中的月，是皓月、半月、残月、偏圆月的特定印记，而《高原月出》，则是游子归来“月是故乡明”的诗画与深情注解；《月夜梨花》中的月又是什么呢？是真与幻、景与境、人与物的结合，也是古意“梨花院落溶溶月”的调子。

总体而言，杨有年的散文写的是小散文，篇幅虽小却见美、见思、求味，画面感强，专题描述，主旨明确，活用动词，诗化语言，地域特色鲜明，文心平静，裁剪有意。

扎根陇中、文化陇中、人化陇中、情在陇中，有此四力，杨有年的散文写出了陇中的形与情，也写出了真与爱。

《陇中这地方》是作者的一篇大散文，分层理序，小中见大，由物到人，由人到事，写出了陇中的形势与气味。这篇散文是优美的简笔画卷，画卷中散发着陇中大地浓浓的麦草气息，还有陇中小路上走过的人与动物的气息。

“散文是无拘无束的水，它流淌到哪里，就到哪里。”杨有年的散文，是陇中山川上的水，流到哪里就写到哪里。有了水，黄土高原便有了绿意。

当然，杨有年的散文也有一些不足，比如有些散文可以写得再深一些，情再浓一些；个别散文出现了空洞和象征意味过重的问题，结构也有疏漏之处；少量散文显得太过草率；同类题材有概念化倾向。但总体而言，瑕不掩瑜。

人是时代的人，人的文字脱不开时代。杨有年的散文有着深深的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印记。也许，人生记忆最深刻的是那些童年的美好和成年大痛大悲的经历，因为人的情爱都留在了那深刻、苦涩、复苏的岁月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