白茫茫的大雪覆盖山村大地，正月里的村庄和村庄里的人们，沉浸在瑞雪丰年的欢愉中。隆隆鼓声在山间悠远回响，点点灯火在村落里温暖闪烁。秧歌老人、旗手、高烨、狮子、龙灯、旱船、掌灯以及“大身子”（装扮好的天官爷、黑虎、王灵官、刘海）、秧歌把式、打䥽抬鼓等众多人马组成的社火队伍，正在忽明忽暗的乡村道路上迤逦前行，我们受到邀约，要去另一个村庄里耍秧歌。

队伍里最响亮的是䥽鼓，最亮堂的是高烨。

高烨照亮了漆黑的夜空，照亮了脚下的路。那时候，我也是一名高烨手。

在邻里邻村区域范围内，高烨的样式基本有三种。我们村流传下来的样式和陇西福星一带的大体相似，上面是拱圆饱满的山包状，下边是筒形，在上下连接的地方有一个向外扩出来的单层二圈，用以做装饰；玛路湾村高烨的样式与陇西王家磨的差不多，但更为简约，四面造型，下方上尖，像一座小亭子，也像一枚漂流在大海里的水母，我们经常戏称其为“背篓”，它的把子很短，只有一尺半的长度，非常有利于灵活舞动整个高烨；还有几个村庄如许堡、马路岔村高烨样式与前边两种都不一样，下端也是筒状，上部装扮了很多各种各样的彩色纸花，宛若一个大花篮，仙子一般华贵柔美。

不论哪种样式的高烨，它的造型似乎都是粮仓的隐喻，也许那里真的寄托着人们的心愿和憧憬，当然，这只是我的推测而已，并没有什么具体的佐证。它们随着一个村庄或者一个地域的历史演变，流传了几百年，一代接着一代传了下来，历久弥新，成为一个村庄的文化符号，始终保持着高度的认同感与亲和力。每个村庄都有自己的高烨传承人，他们秉持一份自觉自愿的乡土情感，无怨无悔地扎高烨、糊高烨、耍高烨。

我们村里有一个扎高烨、糊高烨的大把式，我叫大爸，大爸经常出门，行动诡异，见识多，门路广，学会了做纸货、做戏服、做戏帽、养蜜蜂的许多好手艺，他能弄来各种各样庄里人没有见过也买不到的彩色纸，和各种各样的手工材料，他是一个有手艺、有本事的神秘人。但大爸扎高烨、糊高烨都要工钱，材料费加价心很重，村里人虽然看透不说透，但总是认为那么点小活，而且是公益事情，也是敬神的礼仪，要钱不应该，加价太心重更是不应该，长此以往，庄里人逐渐对他有了看法，有了意见。后来一些年轻人不服气，便慢慢摸索慢慢学，反而手艺并不比大爸的差。此后，谁掌高烨谁就承担起了扎高烨、糊高烨的义务，成了村里约定俗成的规矩。大爸心里不是滋味，失落又失利，积下了怨恨，总是对每年的秧歌找茬子说是非，弄出一些古怪事情来，遭人诟病。但他精湛的手艺让我至今难忘，我也是在他那里，在我父辈那里学会了折纸花、糊高烨，培养了我对民间艺术和民间手艺的热爱与迷恋。

扎高烨、糊高烨的确不是过于高深的手艺，单靠它并不能成为养家糊口的匠人，但只要用心、热爱、痴迷，却能成为一名扎高烨、糊高烨的好把式。

扎高烨所用的材料虽然很普通很简单，但在那个物资极度匮乏的时代还是不好寻找。先得找一块三公分厚木板，不管柳木、桐木还是松木，只要结实、柔韧、不易开裂就好，将木板截成二十五公分见方，或者直径二十五公分见圆，中间凿三公分方眼，必须得方方正正，才便于稳固穿牢高烨的把子，这样高烨的底座就做好了。用火筷子在木板上烫八个小孔，不过烫孔真算个技术活，其中的秘诀是要把握好一定角度斜着烫，既要保证能穿进去细竹棍，还要保证竹棍穿过眼后能依着斜的角度向外扩，像立在地上手电筒投射的光束一样，上放下缩，上放的幅度能够满足高烨造型的需要，下缩的幅度正好保证八根竹棍能够自然聚拢在高烨把子上，再于此处打个孔，穿一个“销子”，用绳子或者铁丝将竹棍与把子捆扎在一起，牢而又牢。扎高烨的每根竹棍根据造型需要进行加工，我们把这道工序叫做“曲竹棍”，将竹棍沾水后在火上边烤边弯曲造型，至于沾水多少、火候大小、用力几分只能凭感觉靠悟性。特别是高烨的拱型部分“曲”得好不好、正不正、妙不妙才是尽显把式真功夫的关键一招，“曲”得好、“曲”得统一，扎出来的高烨顶子才能够像含苞待放的莲花花瓣一样端庄美观。扎高烨还有一个要点，骨架里不管向上的、还是平直的竹棍都要提前有意留好头子，不要截得太短，待到糊高烨时挂好饰物和配件后再剪截；扎高烨的骨架要用那种麻纸捻成的“纸腰子”（方言音译，一种纸绳子），整个骨架还要用麻纸裹缠一遍，抹了浆糊的“纸腰子”与竹棍上的麻纸纠缠在一起，越扎越紧，越干越牢，防止竹棍交叉处因为灯火烧烤而松垮滑动。高烨的把子要直，三尺多长，要干透，光滑不磨手，还要瓷实，那时候不同村庄的秧歌聚在一起容易起是非，甚至打架，高烨把子卸下来便是武器，其实暗藏的武器不止高烨把子，我还知道棋手的旗杆子上下两头都镶嵌着真实的铁枪头，传说曾经我们村的秧歌和另一个村的秧歌之间发生过一次恶战，至今不和，虽然两个村之间亲戚照样走动，但从来不提秧歌的事情。扎高烨的竹棍取自家里的老旧扫帚，称心如意的高烨把子并不好找，往往秧歌耍完了，大人们用铁锨时才发现，铁锨的把子不翼而飞，用扫帚时，才发现一把好好的扫帚只剩几根“老弱残疾”了。

高烨不需要年年扎，如果没有“伤筋动骨”的重大损坏，秧歌“卸将”时将那些纸花饰物撕下来烧掉，高烨骨架子和秧歌公物箱仗一起交给下一届社火头人保管，也有热心的高烨手拿到自己家里去存放，来年新糊再用。

糊高烨最要紧的技术是能玩转那几把花凿子，能在彩纸上打出各种图案的“云子”、“吊子”，会“折纸花”，能剪一手好“穗子”。“云子”十六开纸大小，纵横随便，“吊子”长约二尺，宽约三寸。裁好各色“油光纸”，三四张一组，用规格不同的花凿子在上面打出莲花、牡丹、梅花、菊花以及传统纹样组成的镂空图案，那些图案的花样底稿藏在匠人心里，如果心里没谱，手头就没有“两刷子”，乱打就将图案“打烂”了，成为村庄里茶余饭后的笑谈。“折花”工序多，难度大，先按“花头”大小，用碗或者茶盅作为模具，在白纸上画出圆形，十张白纸一叠，圆心用纸绳子缀好，沿圆的外边线凿出花瓣，要折红色花朵时，用红颜色饱蘸打好的花纸，略作停顿让其自然洇渗，晾干备用。需要什么颜色的花，就蘸什么颜色，白花是纸的本色。裁比花朵略大，正方形绿纸折剪“花叶”，将绿纸斜角三对折，剪出大小相间八片“花叶”，叶子周边再剪一圈细边子，叶子造型会更加丰富美观。将剪好的“花叶”不要打开，放在嘴边哈气，哈气会让纸变得柔韧一些，然后裹在手绢里，左手掌平压，右手慢慢拉动手绢一角，旋转六十度左右，打开，一张经脉分明的“花叶”便呈现在眼前，每次打开的瞬间，那种鲜活的形象、生动的纹理、奇妙的效果总让我兴奋不已。将之前打好的花瓣纸一张一张对折，再对折，中间点浆糊粘连，大拇指和食指伸进折好的花瓣里边压平，底部抹一点浆糊栽于勒好的“花叶”之上，最少栽八个，一朵纸花就做成了，当然栽得越多越好，“花朵”层次更加丰富形象更加饱满。“绣球花”是将两朵“花”背靠背粘到一起，中间穿根细绳子便于悬挂。高烨的八个角上间隔开来分别悬挂“吊子”和“绣球花”，“吊子”至少两种彩纸一组，上端栽一朵“花”，二圈边沿挂“云子”，“云子”是单层，底座边沿贴三四层颜色不同的长“穗子”，“穗子”要用柔软的各色纸剪成，飘动感会更好。高烨一般先用白纸糊全身，格子里贴上剪纸小窗花或者画上梅兰竹菊，然后用红绿纸条按照骨架路径分出格子，高烨立马显得眉目清晰，俊俏靓丽。

高烨的光源历经演变，最初使用羊油蜡烛、煤（柴）油灯，后来用了手电筒。羊油蜡烛最好，火焰大，亮光强，不易灭，但味道浓烈，还有点奢侈，村里舍不得多杀羊，没有羊油就没法制作足够的羊油蜡烛，虽然用矿蜡融化后也可以做蜡烛，但不明亮还容易灭，高烨手都不喜欢用。煤油灯盏不是放在桌子上用来照亮的那种小油灯，而是瓶子要大、灯芯要粗、火光要亮，还要经得起剧烈晃动，但往往无法保证密封，经常漏油。最好用的煤油灯，得用那种装过自行车补胎胶的铁罐子做容器，自行车轮胎气芯嘴做灯芯，结实、美观，关键是密封好。但那时候村子里并没有几辆自行车，很难找上那些好材料，就只能用墨水瓶、药瓶子将就，结果油露得厉害，弄不好连灯盏都烧着了，弄得高烨手既尴尬又丧气。去亲戚家，亲戚会问：“今年掌高烨了？”其实这个问题不需要回答，身上散发出来的那股浓烈羊膻味、煤油味早以泄露了机密。后来用手电筒，豪奢而珍贵，毕竟那是家里唯一的电器，而且电池的用量很大。当然现在的高烨普遍安装了充电灯，省事省钱。电灯的光虽然更加明亮，但比不上羊油蜡烛和煤油灯那一抹黄色光芒的梦幻与浪漫，没有那股野性般的烟火气息。

经过一番精心装扮，高烨华丽转身，看那“云子”如空灵花窗，玲珑剔透。“吊子”若翩翩衣袖，迎风反转。“花朵”绽放，“穗子”飞扬。灯光点亮的那一刻，一顶华美、妖娆、艳丽、姿态婆娑的高烨光彩照人，熠熠生辉，像一位身着绫罗绸缎，珠光宝气的女子，雍容华美，富丽堂皇。

扎糊高烨讲究气静神安，构思精巧，精工细作。而掌高烨需要力量张扬，动作夸张、节奏鲜明。一文一武，相得益彰。

高烨表演叫做耍高烨、玩高烨、溜高烨，有的地方还叫作跳高烨、抖高烨。乍一听这些名堂，立马让人联想到欢快、跳跃、奔腾、舞动、飞流的生动画面。陇西王家磨高烨的玩法是走十字步，不过他们将十字步极度夸张变形，跳跃腾挪，节奏感强，豪迈雄壮，率性张扬，暴风骤雨一般，尽显西北人的狂野与奔放。我们那里高烨的玩法讲究小碎步，脚下似滑行，手中如云飞，动静结合，起伏飘渺，流水行云，各具特色。

接秧歌、引小唱、热场子的场景里，总少不了高烨的身影，而最壮观的场面是高烨汇演。

村子里聚秧歌，十几个村庄的秧歌接进场，几十顶高烨聚合起来，声势浩大，熙熙攘攘，拥来挤去，摩肩接踵，如彩云翻滚，似万家灯火。汇演开始，钹鼓齐鸣，花炮燃放，篝火熊熊，东家按次序前往各村秧歌的临时摊点前作揖迎请，仪式隆重而严肃，气氛热烈而紧张。不一阵工夫，便连接起高烨长龙，盘旋在广场中间，广场东西南北方向早已亮起四盏小灯笼，代表“四门”，高烨汇演仪式叫做“太子游四门”，取自释迦牟尼的典故，此中真意，不言自明。

随着领头人碎步慢跑的节奏，一群高烨如潮水般涌动，绕着“四门”回环往复，变换队形，花翻新样，时缓时快，时高时低，时直时弯，时逆时顺，时散时聚，时长时短，时进时退，如火把流逝，如巨龙奔腾，如汪洋大海波涛汹涌。高烨手更是极尽炫技，忽而左手，忽而右手，忽而缠颈，忽而绕背，忽而扫地，忽而冲天，忽而脱手，忽而怀抱，碎步如飞，高烨狂舞，他们动作娴熟，肢体灵活，激情飞扬，忘乎所以，乐在其中。很快一个小时过去，按照套路游完“四门”，随着引领人高举灯笼，连作三揖，众高烨随即旋转应和，纷纷作揖，哗然散去。意犹未尽的观众还懵在那里，感觉是谁把他心中的一片彩云突然带走了。

会演完毕，高烨灯灭者有之，灯亮者有之，撞破者有之，掉队者有之，忙乱之中，不计其余，只管尽情狂欢，回头一看，不禁哑然失笑。满地上都是掉落的彩纸，若一片落花败英，高烨手大汗淋漓，像赶着一场暴雨归来，领头人如饥似渴地将一杯温茶灌进了肚子。高烨我不是耍得最好的，但我坚持得最好，责任心无可挑剔，能保证不掉队，能将灭了的灯再次点亮，能将撞得破破烂烂的高烨修补得焕然一新。

那时候掌高烨不像现在，要硬性摊派任务，弄得社火头人左右为难。我们完全出于热爱，而且需要努力争取名额，能不能争取得到，心中无底，因为家庭生活状况，家长在庄里的话语权以及邻里关系等等，都是能不能掌上高烨的重要因素。我是在父亲当社火头人的那一年“走后门”才当上了高烨手，一当三年。正月初九到十五，除了睡觉吃饭，啥都不管，就是掌高烨、补高烨、耍高烨。每天旁晚，早早吃过饭，检查灯盏，添满煤油，穿戴整齐，摩拳擦掌，只等锣鼓响起的那一刻。初中毕业那一年，要准备中考，事关人生前途，正月里别人都在闭门复习功课，我依然掌高烨、耍高烨，那份痴迷不知缘何而生。还有一次，本庄聚秧歌，因为邀请来的秧歌队比较复杂，秧歌头人怕接秧歌的队伍太庞杂，容易惹事生非，临时决定四个高烨手不参加接秧歌，我们非常气愤，认为参与接秧歌是一份荣耀、是自豪、是贡献，便去和秧歌头人理论，据理力争，还以罢工、烧高烨的方式威胁他们，最终秧歌头人无奈地答应了我们的请求。现在想起来真是年轻气盛，无所畏惧。后来听到庄里人说，那几个娃娃攒劲。我们很开心，认为自己做了一件值得自豪的壮事。

有了那段掌高烨的经历，自然而然地在心里积淀下了对高烨的理解与敬畏。

小小高烨，扎得好不好，糊得美不美，代表着一个村子里能工巧匠的多与少、技术水平的高与低，是对一个村庄尊崇文化与技术的考量。一顶高烨往往代表着一个村子的志气、士气、风气，展示一顶华丽美观、大气稳当的高烨，足以让全村人扬眉吐气。乡村的星空下，高烨、小唱、耍龙、玩狮子、跑旱船，那些由民间传承创造的民俗活动，民间审美样式，无论语言唱腔，还是肢体动作，那样直接、简单、明了，甚至粗糙笨拙，却无比完美，妙趣横生，能够生生不息，绵延传承。一顶高烨，虽然只是一项民间手艺，一种表演形式，但它绝不止这么简单，不止是灯火辉煌的表象，它所绵延的农耕文化基因里包含着对五谷丰登的喜庆、对灾难邪恶的驱除、对庶民孙曾的护佑以及对美好未来的向往。

小小高烨，因为附带了人们深远的精神寄托，那缕亮光就有了特殊意义，掌高烨、耍高烨便有了许多讲究和规矩。比如，秧歌走在遥远的路途中，如果经过村庄，不能因为省油而熄灯，那将是对另一个村庄的不尊重甚至侮辱，除非与那个村庄有过深仇大恨；在别的村庄表演时不能让高烨失火而燃烧，那是不吉利，是忌讳，有时候可能引发那个村庄人的怨恨而现场讨伐；在高烨汇演时，尽量避免和别村的高烨纠缠在一起，那将预示着滋生是非。种种讲究和忌讳，只要你掌了高烨，成了一名高烨客，村里的老人、秧歌头人、家里人就会反复给你交代，反复给你强调。高烨的一招一式隐藏着民风乡俗的礼仪规矩与人情世故，潜移默化传递着人文伦理和道德教化。

小小高烨，在夜空下转动，纸花簇拥、彩带飘扬、流光溢彩，乾坤宛若随之飞旋，星辰宛若随之流动，人们的心仿佛随之跳跃。远山深处的皱褶里，聚秧歌的那个村庄里灯火辉煌，与远道而来的秧歌队伍遥相呼应，那是一场神灵的赴约，是一场村庄与村庄之间盛大的联欢与祈福。

小小高烨，无疑是一个村庄的象征和尊严，是天高月黑夜的方向和灯塔，是那群掌高烨年轻人胸膛里涌动着的得意与豪迈。

随着“陇西高烨”火爆出圈，西北高烨惊艳了这个春节，风光无限，尽数风流。人们开始热衷追寻它的前世今生，探究它的来龙去脉，叩问关于它名称的是是非非。而那时候，在我们看来，在很多人的认知里，高烨就是夜幕下高高点亮的灯火，是民间能工巧匠的手艺绝活，是秧歌里被赋于神灵寄托的道具，是人们表达欢乐祝福的载体，是避灾驱邪的民俗仪式。也许，在过去，在曾经，它因为生产生活需要或者特别偶然的事件而产生，在当时一定的环境里具有非常明确的定义和内涵，卖膏药的标志也好，月亮的遐思也行，祭祀的器具也罢，随着时间推移，也许它早已完成了当初的特定使命，褪去了原本功能，而随着人们生产生活不断变化，人们自觉不自觉地赋予那些古老的、传统的民俗现象新的文化意义。

“古调虽风雅，今人多不弹”。在今天，在当下，我们不必要过于纠缠它叫做“高月”“膏药”、还是“高叶”的是是非非，刻意抽丝剥茧，理论孰是孰非，而是需要赋予它时代的、当下的、新的意义与内涵，在不同的文化境域下，古为今用，化古为新，也未尝不可，是传承和发展的必然选择，完全符合非物质文化遗产活化利用的自身规律。（我看到在很多论证“高烨”称谓的文章里，大多数人引用清代康熙年间杨宾《柳边记略》中“扮一持伞灯卖膏药者前导”的记载，以及清代咸丰进士宋观炜《秧歌词·膏药客》中“罗伞高擎笑拍肩，铃声喧处压圆场”的描述作为原证，断定“高烨”的原始名称应该是“膏药”，但是我们认真检视这两段文字内容，文字中说的是：扮卖“膏药”的人手持“伞灯”。或许“伞灯”是“膏药客”的标志，并没有明确说膏药客手持的伞灯状的道具就叫做“膏药”，这两个名称是并列的，而不是替代和包含关系。至于因为陇西方言的演变，“膏药”逐渐变异为“高药”“高月”“高叶”，同样没有演变过程的原证，还是依前两段文字进行想当然地倒推，必然导致前者不明晰，后者更模糊。况且，古代对游医郎中也有别样的称呼，比如以“虎撑”代指游医郎中，引经据典，寓意深刻，既含蓄又文雅。如果直接称郎中称为“膏药”，似有贬损意味，我觉得不符合中国人的文化习惯。而且，在我国社火民俗领域，比如舞龙灯、玩狮子、跑旱船这些秧歌样式的称呼，来自民间，契合民俗，简明扼要，既富有诗意又富有动感，因此，假如“高烨”这种形式以前就出现在秧歌表演里，依然属于民间民俗范畴，是谁把它弄得那么复杂了呢？如果以此类推，再参照目前很多人引用的“证据”，今天我们所称的“高烨”应该叫做“伞灯”，更为形象贴切，而且其来龙去脉字有出处。关键是后来怎么就演变成了“高叶”“高月”，而且以这样的称谓流传了下来？这才是问题的隐秘处。）依我看，将这一传承千载而依然风华无限的花灯称作“高烨”，不愧是最现代、最时髦、最富有诗意的名字，是一眼千年的文化传承与创新的交接，是民间智慧与文化灵感的碰撞，是古老民俗与现代文明的完美结合。愿我们在高烨的世俗灯火里寻觅一缕内心光明，在它铿锵的节奏里轮回人间的快乐与幸福，在它华丽旋转的妙曼风姿里领略民俗文化的无限魅力与悠远记忆。

心中有明灯，且行且从容。

曾经的故事留下了永远难忘的记忆，时代的进步为古老民俗高烨表演焕发了生机，现代传播方式，让藏在历史尘烟深处的民间民俗走向世界。

在“陇西高烨”缤纷流苏的飘扬里，回想当年风华，回想曾经那段掌高烨的快乐与兴奋，时光似乎回到了从前，我依然少年，依然激情澎湃。（作者：许贵祥）

来源：陇西县文化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