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果有抱憾的，那就是一直未能登上家乡的舞台，只能是默默无闻的旁观者，亦或是“看客”。

故乡不大，拢共也就六七百口人。日子过得清汤寡水，乡亲们守着几亩薄田，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，日子单调得像村口那条窄窄的土路，一眼能望到头。直到秦腔的调子进了村，高亢激越的唱腔，裹着黄土高原的粗犷与豪迈，一下子就揪住了我们的心。

秦腔这东西，天生就和庄稼人投缘。那一句句嘶吼，能把心里的憋屈喊出来，能把日子的盼头唱出来。村里的男人，平日里扛锄头、喂牲口，脸上总是笼罩着灰尘，可一唱起秦腔，眉眼间就有了光彩。

村里曾经有过舞台，后来被拆除了。改革开放后，老百姓的日子渐渐红火了起来，乡村文化也跟着复苏了。村里人一商量，决定重建一座戏楼。有钱的多掏点，有木料的捐出来，青壮年扛着木料上房梁，妇女们端茶送水。没多久，一座青砖黛瓦的戏楼就立了起来，朱红的柱子，在阳光下熠熠生辉，成了村里最显眼的地标。

新戏楼建成后，一年两场大戏，雷打不动。一场是五月端午的庙会，另一场是正月初三到十六的社戏，唱足半个月，把年味儿唱得足足的。那时候我读小学三年级，长得又瘦又矮，像根没开长的豆芽菜。看着同班的同学都当“跑龙套”的，心里羡慕得不行。我天天往戏楼跑，帮着搬凳子、递茶水，眼巴巴地等着排戏的师傅能叫我的名字。可每次选角，师傅们总是掠过我。他们总说，这孩子太瘦小了，站在台上不起眼。后来，我读了中学，读了大学，离开了故乡，可始终没能站上那座魂牵梦萦的舞台，成为一个配角，更不要说主角了。

我的父亲，当年是村里数一数二的秦腔把式。他唱的须生，嗓音清亮，韵味十足，在全公社都小有名气，一招一式，引得台下叫好声不断。有一年，村里特意请了县剧团的李老师来指导排戏。父亲得知后，把李老师请到了家里请教。两个人一聊起秦腔就有说不完的话题，他们聊剧本里的故事，聊演出的细节，包括鼓点的节奏，聊角色的心思。那三天，父亲脸上的笑容就没断过，眼睛里的光，比戏台上的灯光还要亮。

我那时年纪小，认得几个字，就帮着父亲抄剧本。昏黄的煤油灯下，我一笔一划地写着那些唱词，字里行间的悲欢离合，渐渐在我心里生了根。

可再热闹的戏台，也抵不过时代的洪流。

后来，收音机走进了千家万户，再后来，电视机也普及了。黑白电视的屏幕里，有唱不完的流行歌，有看不完的电视剧，比戏台上的故事更热闹，也更新奇。村里的戏台，渐渐冷清了下来。先是看戏的人越来越少，后来，台下的观众也稀稀拉拉，还没有台上唱戏的人多。戏把式们唱得依旧卖力，弦子依旧悠扬，可台下的掌声，越来越稀疏。

去年端午，我回了一趟故乡。远远地，就听见戏楼里传来熟悉的秦腔调子。我心里一喜，快步走过去，却发现戏台上唱戏的，早已不是那些熟悉的面孔。村里的老人告诉我，这几年的端午戏，都是从外面请来的专业剧团。我问，村里的戏把式呢？老人叹了口气，说，都外出打工了。年轻人去了城里，谁还愿意守着一座冷清的戏台，唱那些古老的调子？

我站在戏楼下，听着台上字正腔圆的唱腔，看着台下寥寥无几的观众，心里五味杂陈。阳光照在戏楼的青砖黛瓦上，依旧鲜亮，可戏台前的空地，一半被蒙尘的小汽车占据着。那些曾经在戏台上虎虎生威的汉子，那些曾经追着戏班子跑的孩子，再也找不见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