□ 杨海军

晨光漫过文化大厦的窗沿，覆在吴辰旭先生的书桌上。电话那头传来地道的定西乡音：“你要的序写好了。”

我是在定西黄土里长大的后辈，听得出这声应承里的分量。耄耋之年的他，听闻我要结集出书，未及推辞，眼中已漾起欣慰的光。

不过几日，题为《给生命一个交代》的序文便送到我手上。先生说，搁笔时忽想起，这一生不知为多少后生写过序、扶过一把。那些字里行间的期许，像洮河岸边的蒲公英，风一吹便散作漫天星火。而这星火，终指向他坚守一辈子的道理：人活一世，总得给自己的生命一个交代。这份交代，他用一支笔写了六十六年。

初遇吴先生的文字，总被一种“温柔的力量”攫住。三十多年前，他便将杂文集命名为《温柔的力量》。我曾不解：“杂文当如匕首投枪，先生为何独取‘温柔’？”他笑指窗外黄河：“你看这河，何曾咆哮劈山？真正的力量是水的力量——至柔至韧，能穿石而过，自身却圆融如初。”

这份温柔，长自故乡泥土。定西临洮的黄土塬上，洮水汤汤，养出马家窑彩陶的回旋纹路，那是古人指尖的温柔史诗。先生年少时躲在草垛后偷读《水浒》，梁山好汉的“义”字便扎了根。他将诗的魂魄嫁接到杂文枝干，开出独树一帜的“诗化政论”之花。读他的《说“眼”》，如展智慧长卷，文字自有韵律流转。

温柔从不是怯懦。1978年春寒料峭时，他在《甘肃日报》发表《成名成家，何罪之有？》，为知识分子振臂一呼。文章无疾言厉色，字字却如金石坠地。一位老教师攥着报纸泪湿纸页：“这话，我们憋了二十年啊。”先生的温柔，原是丝绒包裹的钢铁——外表温润，内里铮铮。

先生这一生为人作过多少序，怕是连他自己也数不清。昔年主编《百花》副刊时，他案头总放着小本子，密密麻麻记满全省文学青年的名字与特长——那是一本等待开花的种子名录。他常说：“字刻在石上，风雨可蚀；文刻进心里，方能永传。”

去年深冬，我在兰州街头偶遇先生，说起出文集的心愿并恳请作序。他眼眸倏然一亮：“好！有志气！这是要给自己的生命好好交一份答卷！”不过三日，墨迹未干的序文便送到我手中。

后来我才懂，“作序”于他从不是应酬笔墨。他是真正的文学摆渡人。

八十七岁的吴先生，眼睛花了，握笔的手微颤，却仍每日清晨端坐案前，像临洮田间耕了一辈子的老农。朋友圈里日日可见他的新作，《金蔷薇》杂感已连载百二十余篇；请教的电话从未间断，他总是耐心倾听指点；为杂文研究会复刊奔走，亲自执笔卷首语，力荐新人。

朋友赠他苏轼诗句：“鸠杖先生愈少年。”他拄杖而行，步履虽缓，心却比许多年轻人鲜活炽热。2025年秋，他写下《八五自寿》，诗句里有岁月淘洗的通透，有故人零落的苍凉，却依旧脊梁挺直：“吐气成虹常赞善，扬眉为剑每击狞。”他对新事物满怀好奇，曾为探寻三国在甘肃的遗痕向人工智能请教，得到答复后竟如孩童得宝般雀跃。他对孙子说：“奋斗的人生是快乐的，奋斗途中永有光明。”

“给生命一个交代”——先生以诗、以杂文、以扶掖后进、以不熄的热忱，践行着这句话。他的人生如洮河，曲折而不屈，婉转自有奔涌之势。

如今我的文集即将付印，先生的序言当恭置卷首。那不是寻常推介文字，而是一把钥匙，打开我对文学与生命的全新认知，更是故乡前辈最深沉的祝福。

窗外兰州车马川流，黄河水默默东去。此刻，先生或正戴上老花镜，铺开稿纸。笔尖沙沙，如春蚕食叶，如细雨润土。只要还有一人需要他写序，一事需要他发声，吴辰旭先生的笔，便永远温柔、深邃、有力——如清晨新生的光，如大地深处奔流的河。